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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宪政本身有一个悖论在里面，宪政，所谓constitution一方面是自我的构成，一方面又要作为准则。

三是建立公民诉权，为保障公民权利提供对抗和救济途径。[5] 诚仲模：行政法之基本理论[M]，台湾：三民书局，1997，第5页。

但究竟什么是行政权，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二）有效政府：控制行政权的合理性政府有效性是政府合法性和政府权威的源泉，是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基石。关键词：宪政 行政权 多元控制现代政治与行政中，行政权是最广泛、最主导、最擅变、最任意的一种公权力。二、控权：宪政的制度本质和实践价值宪政是现代国家主导的和先进的民主政治形态。（四）制度维度：以程序控制行政权正当程序是权力运行的控制纽和安全阀，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

行政权的法律控制本义是国家立法对行政权的原则、范围、标准、程序做出明确界定，使行政权的实施依据法律，符合法律，违法必究。制约权力已成为人类政治生活的铁律，而宪政的本质就在于规范和制约国家公共权力。换言之，机械式的民族识别，违背了官方一再肯定的民族自然融合的原则。

[70]哈贝马斯这里特别强调了对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的享受，享受不仅意味着赋予这样的权利，还意味着国家有责任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公民能够真正实现这样的权利。[32]与西欧领土民族采取的公民模式不同，东欧的族群民族更多地强调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以便凝聚民族的团结，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63]米勒也承认，与其说哈贝马斯的集体认同是后传统的，不如说是后传统主义者的。就整个中国近代史而言，国家主义或者说爱国主义是压倒一切的主题，其正当性似乎不需要任何理论论证。

[16]同时费先生还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49]但今天这种爱国主义开始受到国民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爱国主义要继续维护其正当性，必须能够回应国民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提出的问题。

现代社会的爱国主义必然是一种宪法爱国主义，它在确保国家统一的同时确保公民与族群的权利得到真正实现。不过1921年3月6日，孙在《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中又说：自光复之后，就有世袭的官僚，顽固的旧党，复辟的宗社党，凑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岂知根本错误就在这个地方。再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英文译名是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以National对译民族，但实际指的是族群，这个严重的误译就是未能充分注意族群与民族的差别的结果。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认同的建构对于中国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最终整合又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哈贝马斯极力倡导欧洲宪法爱国主义的根本原因，藉由新的认同，型塑新的国家。此时，对自我生活方式与传统的认同被覆盖上一种变得更加抽象的爱国主义，此种爱国主义现在不是与民族的具体的整体性相联系，而是与抽象的程序和原则相联系。作为一个国族，中华民族要实现其一体性，完成最终整合，就必须诉诸这样一种立宪主义的国家认同。国族主义比较复杂，当某一族群或文化被绝对化时，国族主义表现为族群民族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追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是传统民族主义的基本面相。

族标示着这个新国家的文化属性，她是中华民族之国家，而非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或美利坚民族之国家。如果一个民族要在西部领土和公民模式上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那么颇为吊诡的是，它必须寻求创造那些有关起源的迷思、那些历史记忆以及共同的文化，所有这些形成了他们族群构成中所缺失的因素。

一、从华夷之辩到中华民族华夷之辩或夷夏之防是传统中国的族群意识，是近代以前中国天下秩序内有关文化与族群关系的政治意识形态，有论者据此认为华夷之辩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渊源，或者说是传统中国的民族主义。第四个特点是共同的文化，尤其是共享的公共政治文化，一种公民宗教。

[19]那么个体、族群和中华民族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在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追溯一下西方历史中个体、族群与民族的关系问题，因为民族概念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这样一种正本清源的探讨，更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内涵。[22]下面的论述将通过探讨民族与族群之间的差别来澄清民族这个概念的内涵。[45] 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68页，类似的表述亦见第1页。因此，不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必然是一个法律概念，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也必然是一个法律概念，作为一个法律共同体，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毋宁是同一的。对此问题，传统的民族主义所能提供的要么是文化与族群的压制乃至灭绝政策，要么是少数族群的分离与独立要求，其结果无非是今日到处上演的战争与流血冲突。我们习惯了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理解民族国家，但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或曲解。

哈贝马斯与斯登贝格的不同不只是思考方式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他们言说语境的不同，斯登贝格是在西德这个民族同质性极高的语境下来探讨应对民族主义的道德灾难问题，他基本上不会考虑多元文化与族群问题，而哈贝马斯更主要的是在欧盟这个大的语境下探讨超民族的国家建构问题，他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便是多元的文化与族群关系。总而言之，在传统的华夷之辩中，华与夷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流动的，且其流动还可能是双向的，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

说来讽刺，民族识别的标准中没有血统，但民族识别后个体族群身份的确定的依据竟然是血统。最后以作为法律共同体的中华民族为基础，探讨中国认同的政法意蕴，即可以表述为宪法爱国主义的立宪主义的国家认同。

而国族发现他们自己已然处在由共享的语言和历史塑造的共同体内。亦可参见许纪霖：《政治美德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近代中国转型的序幕，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的反抗过程，同时也是从华夷之辩到中华民族的建构过程，殖民侵略强化了中国各族群的共同情感和意识，正是同仇敌忾的反抗侵略斗争，成就了中华民族。米勒将这种保卫立宪民主政体的宪法爱国主义称之为保护性宪法爱国主义。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所谓公民伦理，简单来说，就是公民走出自由主义所强调的私人性，投身于公共之善中，表现为对公共自由和公共福祉的追求和维护，对体现公共自由和公共福祉的法律的尊重与捍卫。

[57]所谓后民族，首先是指一种多元族群的状态，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抛弃传统民族主义的叙事方式，建构一种多元文化与族群关系的新的叙事。[67]宪法爱国主义是立宪民主政体得以稳定和维持的情感基础，一种现代社会的公民伦理，也可以说是立宪民主政体之下，国家主义或爱国主义的表现形式。

中华民族建立在大清所遗留的多元文化与族群关系之上，自始就呈现出文化与族群上的多元性，其一体性是在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与自由且平等的公民身份的实现中逐步实现的，从而构成一个整合起来的政治法律共同体。建构性宪法爱国主义的首要问题是，在多元文化与族群社会，宪法爱国主义与族群文化认同的关系。

宪法爱国主义起源于战后德国，是作为传统民族主义的对立面和替代品提出的，纳粹的极权统治促使德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民族主义之外的德国人的集体认同问题。回到中华民族与中国认同问题上来，我们所面对的正是如何在多元文化与族群关系上建构统一的中国认同，但又不限于此。

它们聚焦于公共生活的条件，以及民族内外不同的但平等共存的生活方式中相互交往的条件。有关宪法认同（constitutional identity）或宪法信仰（constitutional faith），最系统的讨论参见Sanford Levinson, Constitutional Fa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简短的介绍亦可参见：Benjamin R. Barber, Constitutional Faith in Martha C. Nussbaum, For Love of Country: in a New Democracy Forum on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 Boston, Beacon Press, 2002, pp.30-37.[37] 关于双重认同，可参见Mona Harrington, Loyalties: Dual and Divided, in Stephan Thernstrom ed.,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pp.676-686; Michael Walzer, What It Means to be an American, Marsilio Publishers Corp, 1992, pp.23-49.[38] Jürgen Habermas, The European Nation-State: O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Sovereignty and Citizenship,p.115.[39] 参见高全喜：《论共和政体》，载氏著：《现代政制五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在宪法爱国主义中，族群文化权利不但没有被压制，反而得到了提升。由此，所谓的政治单元与民族单元的合一便具有了另外一层含义，即以政治单元重塑民族单元，在多元文化与族群之上建构统一的政治民族。

美国当然是最典型的例子了，美国虽然是欧洲白人移民主导的国家，但包括白人在内的所有族群都被称为族群（ethnic groups），是一个个具体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而所有的族群一起构成美利坚民族（nation），一个以美国宪法为核心的政治法律共同体，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美利坚民族的自我认同，践行着宪法信仰。[43]公民身份不仅意味着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还意味着公民伦理的建构，这一点对现代民族国家尤为重要。

在中华民族的再造过程中，一项重要任务是将华夷之辩下差序格局的文化与族群关系改造为多元格局的文化与族群关系，强调文化与族群的平等性以及对少数族群文化的特殊保护。不过不同的族群，这两种认同之间的分离感和内在紧张是不同的。

但这可能只是一个偶尔的搭配，‘民族一词从偶尔使用到最终成为一个概念，从一个陌生的搭配到一句响亮的口号，无疑与十九世纪末叶救亡的呼声以及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分不开。[20] 有关族群政治化的论述，参见Anthony D.Smith,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86,pp.154-157.对于族群如何通过不断地政治化，最终形成民族，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参见Philip G. Roeder, Where Nation-States Come From: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Age of Nations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21] 参见【加拿大】查尔斯·泰勒：《承认政治》，董之林、陈燕谷译，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290-33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